读廖名春《积极继承与“批判继承”》（《中华读书报》1998年7月15日第11版，以下作《积极》）一文后，觉得在“继承”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上，与《积极》所论颇有同感，虽然《积极》大言其重要性而未明其复杂性。“继承”问题，因为关涉思想方法和实践原则，“从本质上说”（用《积极》喜欢的一个字眼儿），是一个解释世界（解释文化）并变革世界（变革文化）的问题，十分复杂，自然也重要。
《积极》从钱穆谓“研究本国历史者，应对本国历史具有温情与敬意”立论，推论其“积极继承”说，以取代“批判继承”论。此立论和推论似可商榷，这与“批判继承”是否能够并且应当被取代无关。
“温情与敬意”首先是西方所谓“专业忠诚”意识的体现和本土化陈述。钱穆“最后的遗稿”、“最后想要向友人说的话”、“晚年最后的成就”和“发明”，用钱氏夫妇的话说，是篇题为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》的短文（1990年5月端午节口授成文，载于中华书局《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———中华书局成立80周年纪念论文集》，1992年）。文中认为，“世界文化之归趋，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”，但这“中国传统文化”“之归趋”，是为了“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”。钱穆深知此论乃学术问题，也有感于学界论此的流弊，强调“学术是不能乡愿的”，可见到最后，钱穆都未离开“专业忠诚”来泛论对本国文化和本国历史的“温情与敬意”，也不等于说，他自己并号召我们只对本国文化和本国历史“具有温情与敬意”。“温情与敬意”地对待研究对象，适于“研究本国历史者”，也适于研究他国历史者；适于研究本国熊猫者，也适于研究他国袋鼠者；适于研究核子者，也适于研究多莉者；适于研究地震者，也适于研究海啸者，不管对什么，没有”温情与敬意“，就不是“研究”，而是糟蹋或别的。所以，此说可作专业工作的通则，或作实践理论的例证。钱穆似乎无意游弋于专业工作和非专业工作之间，把“温情与敬意”随意外推，无限上纲，使之上升到思想方法和实践原则的高度。对“温情与敬意”的“格义”，不是钱穆的事，继承钱穆的“温情与敬意”说，也要对其复杂性保持尊敬和反省，这实在是因为“学术是不能乡愿的”。
既然继承是复杂的，“从本质上说”，就没有什么独断的继承方法，若说”批判继承”不行，恐怕《积极》一文积极提举的“积极继承”也未必行，何况“批判”多少还提供了一种选择的方法，而“积极”只是个态度问题？
按照“中国的文化传统”来理解，“积极”对应“消极”，不对应“批判”。积极、消极与批判是修饰关系，不是否定（对立）关系，诸如“积极批判”和“消极批判”或“积极继承”和“消极继承”之类字眼，恐怕不是“中国的文化传统”的“异己”，可见修饰性形容词本身唱主角的机会，是不大可能太多的。所以“积极”取代“批判”，尚须假以时日，要经“语言学转向”。
若非为了取代，事情似乎好办一些。比如，能否提出用“积极批判继承”限制一下“消极批判继承”呢？从“积极批判继承”和“消极批判继承”中，抽掉“批判”，将会怎样呢？曰“积极继承”，曰“消极继承”。谁是“积极继承”者？沿袭“定制”的帝王将相；谁是“消极继承”者？使用现代物料进行伪科学和迷信活动者。
看来，这与“批判继承”是否能够并且应当被取代有关。现在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）讲“继承”，是不能没有“批判”的，而没有“积极”，却无伤大雅。对“继承”二字，每增加一个修饰语，就使其生发的天地小了一圈，修饰语越多，继承的可能性越小。所以，拿掉“积极”二字的“继承”，有利于“继承”的多样性发展，有利于“继承”的选择性发挥，有利于“继承”的主体性发扬。此三个“有利于”，实际上表明，独断（一元）化继承的必然“归趋”是没落。
我们有选择“积极批判继承”的权利。此等“继承”，诚然出于“爱”，但若仅仅出于爱，继承就只是一个情感问题，大不了还是一个道德问题。相信今论“中国的文化传统”者，多不是仅仅从道德幻象和心理满足来考虑它。继承，既可能因可爱而“继”，也可能因可用而“承”，还可能因可信而“继”，亦可能因压力而“承”，更可能因鸡肋而“继”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世纪之末论“继承”，当出于超越和创新的需要，因为我们总不应停留在孕育了“中国的文化传统”的古代中国（特别是封建专制的）变迁层面上而深怀“温情与敬意”。这“超越和创新”是一种否定，是一种关乎中华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命脉的否定，是以一种前瞻的炽热的深情的态度，通过学习、研究和裁断，也就是通过“批判”或“慎重的批判”（不慎重的“批判”不是批判，而是妄断乃至破坏）所作的“否定”的选择。
“批判继承”讲的当是一种主体选择方法。如果这个方法是以“阶级斗争”为指导思想的话，那么，第一，不应排除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意义，这可从蛇与草绳的关系中获得警惕；第二，不能排除好思想方法被人不怀好意地用而变坏的可能性，经与和尚的关系此间是有说明意义的；第三，不能排除不同指导思想相互融通的可能性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我们有启发。其实，阶级分析方法有某些局限，其他任何方法，恐怕都不可能没有局限。在“继承”问题上，《积极》指出，“从近代以来到‘文化大革命’，我们的教训够多了”，这恰恰说明，“批判继承”不是近代以来所有“教训”的万恶根源。比如“科玄论战”时，粉墨登场的主角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的批判继承方法，那不同样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让我们去开拓吗？
好在我们终于认识到，方法，既不是万能的，也不是独断的；态度，倒可能是万能的，也可能是独断的。如何在继承的方法和态度上进行有意义的选择、整合和创新，是一个跨世纪问题，比“千年虫”难治———“继承”是一个跨文化的“万年虫”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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